1. 原创

                            只求结局是你就好。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强势面前吃瘪的,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这样一来,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自从这封通电公开之后,陈宦就一直霉星高照,完全丧失了政治智慧。他先被撵出四川,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然后府院之争时又站错了队,问黎元洪要湖南督军的位子,以致与段祺瑞彻底交恶;后来他得罪了大将傅良佐,还跟部下冯玉祥结梁子结到大拆铁路的地步,最后弄得四面楚歌,被迫引退,从此再未复出,淡出了历史舞台。
                            整个中国早期电报发展事业,正是和这位有“中国商父”之称的官商一体的巨子共为一体,根本撕掳不开的。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说起盛宣怀和胡雪岩,实在也是宿命中的对手。这两位都是红顶商人,以官员之身担任企业老板,一脚踏在政坛,一脚踏在商界,又都对洋务和实业感兴趣。但是胡雪岩背后站的是以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楚军势力,盛宣怀依靠的却是李鸿章、淮军、北洋这三位一体的参天大树。在当时慈禧太后挑动地方督抚互相倾轧,以维持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大政治背景下,盛、胡两个人既是政敌,又是商业竞争者,简直就是天然的冤家对头了。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S.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电文递到电报总局,盛宣怀看过以后,长思良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先扣发这封清朝最高统治者发出的电报,并给李鸿章拍发了一封震惊千古的急电。
                            气坏了的张兆和憋了半天,只好吐出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恨恨而去了。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
                            除了这些,中国人独具只眼,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他对付日期的办法是: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10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一共是30天。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世”字代表三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偶尔也会用“引”字代替。

                            想像一下,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还灵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呐。
                            库克是一个英国派驻印度的殖民地官员,一次回英国度假的时候,他偶尔看到一款试验型电报机展示,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商机。库克当机立断,挂印封金,辞职回国后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电报机的发明中来。这人倒也有些能耐,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一些粗浅的电磁学知识,独立发明出了一款三针式电报机。可惜苦于先天理论知识不足,他未能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向科学界寻求合作者。他先后拜访了法拉第和罗热,后者知道惠斯通也在忙活电报机的事,就把库克引荐给了他。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一是让本来已经保守到了极点的风气更趋保守,中国的国运也向着背离世界大势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对这个忤逆的干儿子光绪深恶痛绝,连将他握在手中当傀儡来耍的念头都完全断绝了。
                            饶汉祥又一次发挥他的神妙文笔,洋洋洒洒千余字,当时甚至有人说此篇通电有骆宾王讨武檄的味道。但要我说,这篇与骆宾王那篇根本不能比肩。大凡檄文,一定要骂人,高手一定会兼顾文采与辱骂之间的平衡,让人觉得既好看又骂得痛快,比如陈琳的讨曹檄和骆宾王的讨武檄。饶汉祥这一篇酸劲儿不改,骂人的能量却差很多,完全淹没在典故和辞藻之间。郭松龄看了以后,觉得文采不错,只是不够阴毒,自己又另外发了两通骂杨宇霆的短电,聊资发泄之用。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经过多方足足两年的扯皮,到了1887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盛宣怀和大北、大东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力款》,详细规定了“洋海华旱”的电报线路如何分账,生生把大北公司的蛋糕分给了大东公司一块儿。中方坐收渔翁之利,坐看争端。
                            一开始的时候,电报总局是“官本官办”,也就是说,是绝对的国资企业。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他向李鸿章申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对于李鸿章的质疑,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应该说,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可惜国际政治,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笑得“为所颠倒”,笑完了,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慈禧翘首以望,却是石沉大海,一封回电都没有。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1907年,邮传部下发了《限制收递电报章程》,正式对电报内容进行审查和控制。此章程要求今后所有电文,如果不加盖政府的官防钦印,就必须出具铺保才能发电,否则就要退还。而且特别规定如果电文中有“毁谤朝政、坏人名誉”的内容,审查要更加严格。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要往国内发电报,也必须通过当地的使馆。就算外国人的电报中有“违背字样”,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孙中山和这位康德黎老师的关系匪浅。当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师兼教务长,“孙博士”这个头衔还是康德黎亲手颁发给他的,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这所香港西医书院并未在政府立案,从那里毕业的学生无法取得行医执照,所以孙中山那一届学生,一同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一个叫江英华的学生。他们当年解剖学考试的卷子,如今还有留存。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寻求庇护,后来康德黎返回伦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孙中山,邀请他去英国,他这才有了游览欧洲的计划。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儿子结识马伯庸,是拜上天所赐。互联网让这一代年轻人早早插上了翅膀,儿子虽居中原郑州,却与千里之外的一群朋友结为知己。远在北京的马伯庸,两次来郑州相聚,我们夫妇参加年轻人的欢谈,总被青春的智慧久久滋润。

                            中山大学人文学院的林定夷教授曾经在一次讲演中极力强调了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在现代,可以说,谁在现代通讯技术上领先,谁就能占有发展的先机。现代国家间实力的竞争,首先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的竞争,又突出地表现在通讯技术的竞争上。”

                            经营情况好了,股票自然水涨船高。刚开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时涨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发红利20余元,最高时每股红利居然涨到35元以上,投资商们自然个个赚得喜笑颜开了。

                            在电报发明前,人类比较有效的通信手段不外乎驿传制度、信鸽传递、烽火这么几种。古代驿马传信的最高速度为一昼夜300里,按今天换算方式300里约等于150公里,再除以24小时可知速度约为6.25公里/时;一般优良信鸽在正常情况下,时速能达60~80公里,一天能飞8~10小时,也就是每天最多800公里;烽火传递倒是快得多,据说最快时一昼夜可达7000余里。可无奈它能传递的信息量实在太少,明朝时中国边防军发明了悬灯、举旗与放炮相结合的报警方法,已经算是相当先进了。可是看看它的口诀:“一灯一炮贼从东,双灯双炮看南风,三灯三炮防西面,四灯四炮北方攻。”又有规定:“会边俱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百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原来,这么点灯放炮的,也不过能告诉你敌人从哪边打来、敌人约莫有几百到几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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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抛
                            生死之后,
                            杨澜

                            给自己温暖。

                            凉公
                            然而,
                            皆是
                            不是激动热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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